多名海外民运人士近来在网上联络，扬言要在明年的某一天回国闹事，或者到中国政府驻世界各地的机构门口“围城”。一些几乎被中国人忘记了的名字，或者本来就不为人知的名字，又像流星一样划过媒体。

接受《环球时报》采访的中国大陆学者几乎有着同样的第一反应：民运人士在西方已被边缘化了，这是他们证明自己存在、抓取媒体关注的一种方式。没有人相信他们能掀起什么大浪。

在学者看来，海外民运作为一个共同体已经不复存在。有人统计说，各种海外民运组织有多达几十个，但总人数只有大约200人。他们彼此联系不多，很不团结，相互竞争在海外的影响力和越来越有限的物质支持。1989年出走的那批人大多步入中年甚至老年，新加入者参差不齐，他们都越来越“实际”，很多人现在谈政治成了维持生存和影响力的一种手段。

海外民运人士在西方对华博弈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边缘化，逐渐成为“最小的棋子”。由于民运人士长期脱离中国社会，既毫无行动力，也已经不再是撬动中国国内舆论场的杠杆，中国年轻人很少有人知道他们，西方社会中的反华力量已把大部分精力从这些人的身上移开。这让民运人士饱尝政治上的世态炎凉。

从部分民运人士的利益上说，他们急需“干出点事”，至少在舆论场制造出一些动静。这对涉华政治能造成实际影响的几率很小，但这对他们个人在西方重获一些重视，改善他们目前备受冷落的情况却很重要。这也可以满足部分人的政治表现欲。

很多在国外与民运人士有过接触的人都有一个共同印象：由于长期隔绝，这些人已对中国近20多年的变化缺少最基本的切身感受，他们对国家现状的认识甚至不如部分西方人士。他们在利益上同祖国断了，因此不少人很希望中国“出大事”，幻想这会为他们的人生转折带来机会，或者证明他们的人生选择是对的。

他们大多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人，有些逢中必反，其中不少人连语言风格都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他们已经失去了同中国主流社会正面互动的能力，出于某种目的，他们中一些人甚至与“藏独”、“疆独”搞到一起，想从西方对那些分离主义势力的支持中分一杯羹。这使他们进一步走进死胡同。

海外民运人士的人生轨迹具有标志性意义。他们的经历证明了极端政治对抗在中国没有前途。中国是蓬勃发展的社会，中国体制的反思精神和改革意愿都很活跃、真实，在中国搞政治对抗会将自己推向极端，从而盲目反对中国的进步和成为普遍共识的一切。这必将把自己逼到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对立面。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海外民运人士曾在上世纪80年代末深刻影响了中国大众舆论，当时他们左右人们看法的能力，直到今天中国的舆论领袖无出其右者。出走国外后，他们一度组成联盟，对“推翻”中国体制充满信心。他们之后政治上的失败和人生空耗如此没有余地，令人长叹。

大概没有人能比民运人士自己更清楚他们走错了路。他们需要思想上痛切反思的能力，以及向社会展示这种反思的勇气。否则他们就是时代风中刮过的尘沙，继续折腾或者纠结下去不如随遇而安了。(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

来源：环球时报

图片： 香港市民在维多利亚公园参与纪念“六四”事件的烛光晚会。 （法新社图片）

继1989年民主运动的学生领袖王丹本月初在美国发出“六四”25周年“天下围城”的号召后，海内外的民运人士周日通过海外“参与”网站发出了题为“是时候了–六四25週年重回天安门”的倡议书，号召在明年6月4日，万人齐聚天安门，悼念“六四”25周年，以非暴力革命的形式“结束一党专制”。倡议书还配以美国和德国拍摄的以反法西斯为主题的电影《V字仇杀队》的海报，配上文字“我们只要赢一次，他们就永远输了。”该活动还在推特上设立了同名账户，开放给公众讨论。

北京社会活动家胡佳周二对本台记者证实他是活动组织者之一，“重返天安门”活动的策划早在两个月前“六四”24周年纪念活动前后就已经开始：“现在这个‘重回天安门广场’实际上就是起源于今年的‘六四’之前，包括我们号召黑衫（散步）、重聚天安门广场这一系列活动。而且我们认为在天安门广场以外的区域，发生天安门屠杀的整个区域，从木樨地到六部口等，当天都应该有人能回去。 继续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