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众议院5月28日傍晚以379票对1票通过了一项决议案，纪念89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25周年。

决议案要求中国政府尊重公民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其它所有的基本人权，尊重法治，停止审查有关1989年天安门暴力镇压的信息。决议案还要求美国政府在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中，把人权、民主和互联网自由摆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

决议案表达了对参加天安门民主运动遇难者，被关押者和受虐待者及其家属的同情，支持所有通过和平方式推动人权与法治的努力。决议案还谴责了中国政府持续践踏人权的行为。

决议案呼吁美国国际广播局董事会采取适当的措施，避开中国的互联网审查，向中国民众提供有关天安门广场屠杀的信息。

决议案要求美国政府在与中国的对话中把包括宗教自由在内的人权问题作为双边对话的一个更为首要的议题，并向美国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代表发出指示，提出一项呼吁审查中国人权状况的决议案。

这项决议案还呼吁中国政府对25年前的暴力镇压提供一个完整的说明，停止对要求享有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互联网自由的中国公民进行的骚扰、拘押和酷刑，释放所有因参与六四民主运动而仍然被关押的囚犯，允许因六四事件而流亡海外的人在没有惩罚威胁的情况下回国，结束对互联网、媒体以及学术界有关六四事件讨论的审查。

这项决议案是由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提交给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史密斯议员说，提出这项议案就是为了向“作出极大牺牲的成千上万和平的中国活动人士致以敬意”。他说，“我们必须继续在美国国会纪念天安门屠杀，直到中国人民可以在不受骚扰和抓捕的威胁下公开讨论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意义为止。”

2005年作者与刘荻、大学生去天安门广场纪念六四

1989青年学生浦志强，去天安门广场示威、绝食。六四前夕，在重兵包围下，凄风苦雨中，他当众发誓，如果活着出去，每年都会回来凭吊。后来，他兑现誓言，20余年，每年六四前夕都要去广场。结了婚，带着夫人，生了儿子，一家三口约上朋友去广场，他的执着、坚毅值得我们学习。今年，因为参加纪念六四，他被关进监狱，我们应该追随他的足迹，去广场纪念六四，这也是对被抓五君子的声援。

（一）浦志强的六四情结

2006年，我要去天安门广场纪念六四先烈。途中，被济南公安从北京火车站押回济南（见本人所写《广场行思录》），后来在网上看到关于浦志强的报道，2008年我去了北京，在陈宝成的引导下，登门拜访老浦，听他介绍自己的过去。

现在根据我听到的、和网上查到的采访报道，综合写出浦志强的六四情结来，介绍给大家：

89六四之前，合围广场的戒严部队到达了指定位置，但尚未开始清场。就在这个时候，浦志强告诉身边的同学们：“纪念碑将会见证我们的死，但是假如能活着出去，此后每年的今天，我都会再回来，来这里凭吊所有无辜的死难者”。

这句话竟然成了他许下的一个愿，一个可能需要终生来还的愿。从1990年至今，他所有的6月3日都来广场盘桓，从未间断过。每到这一天，他们夫妻都要约上若干好友，从1995年起还带上了儿子，来到纪念碑的脚下想想心事。他说：“每年的6月3日，也是我忏悔的日子，我都要在此地拨通丁子霖老师的电话，以便这位白发苍苍的母亲，能如期收到儿子的问候。我们的心态一年年平和起来，这是因为仇恨的蓄积于事无补，冲突的化解需要宽容，但这一切和解的前提，都只能是放开言论和说出真相，让敏感的事情不再敏感。我相信，一定还会有人像我们一样在坚持。”

从我的接触和阅读中，可以看到浦志强是一个既有勇气又有担当的践行者，2006年，他发了几十个短信给朋友，也给了公安，说他六四前去天安门广场，结果公安立即行动起来，“护送”他去广场，第二年，用传唤的方式剥夺了他去广场的权利。今年，六四前，终于把他关进了看守所。

87岁的大律师张思之，去探监，表示宁愿在坐牢也要为浦志强辩护。我们更应该用各种行动，包括去广场悼念六四，声援浦志强等五君子。

（二）学习浦志强去广场纪念六四

六四开枪镇压学生运动，这是中国20世纪最大的惨案之一，现在经历过那场运动的很多人，包括党内比较开明的人，都认为现在应该“翻过来”，要公布真相，为死难者受害者恢复名誉，进行经济赔偿。但人们盼了一年又一年，至今已过25个春秋，中共中央对六四至今没有反省，邓小平定了“反革命暴乱”，后来又改成了“动乱”“政治风波”，当局至今不愿面对事实，对此，我们怎么办？

践行者浦志强二十余年走过的道路值得我们学习，用行动纪念六四，去广场纪念六四，宣扬学生运动的意义，给当局施压，唤起民众争民主争自由的热情。

我们应该学习浦志强，像他那样，带着家人，约着朋友，每年六四前夕，去广场走走看看，他践行了20余年，去广场的行动并没有带来太大危险。

（三） 去广场表达民意，聚集人气，是在专权国家实现民主的重要途径

进入21世纪，在很多没有实现民主的国家，在推动变革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当权者垄断了媒体，没有公正的选举，不准成立反对党，公民的表达权利遭到剥夺，又没有独立的司法。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推进民主进程？经过多年的探索，人们终于找到了“广场道路”，把广场作为表达民意、交流观点、聚集人气的中心，最后推动变革。这种例子很多。在突尼斯、埃及和乌克兰，由于民众到广场聚集示威，最后实现了国家的和平变革。其中也有像利比亚那样的，卡扎菲开枪镇压广场示威民众，激起民愤，民众拿起武器建立反对派的武装，和平示威转变成武装对峙，最后卡扎菲被击毙，他的几个儿子正在接受审判，利比亚实现了变革。而中东的叙利亚正处于武装对峙中，乌克兰两次变革都是充分利用了广场聚集的威力。

（四）去广场如何减少风险

六四的镇压，在民间留下了深刻的精神创伤，但是如果认真分析六四的过程，也可以看到只是到广场和平的聚集，风险相对比较小。据最后离开广场的一些人说，广场上发生的流血事件不多，被击毙者，绝大多数都是去阻拦军车的一些市民和学生，当然对这些死难者，他们的勇敢、他们的献身精神，应该受到我们的敬重，下令开枪者必然会受到历史的审判和谴责。但如果再有一次广场聚集，再出现军队的介入，面对一些带枪的士兵，我们就应该劝说民众不要以肉体之躯与带枪的军人抗争。

企图说服戒严部队的战士，是极不现实的想法，这些战士受到封闭式的管理，进入北京前强制他们反复学习人民日报的“426社论”，战士们根本无法了解真实情况，他们对示威的学生，是抱着敌视的态度，试图去说服这些战士，让他们转变观念是极其困难的，上级给他们下了死命令，要按时进广场，情急之下他们就会开枪。

如果我们再有机会去广场，就应该像浦志强那样理性和平，去广场走走看看，和朋友和家人一起谈谈心叙叙旧。照个相，留下历史的纪念，让社会上和体制内高层的一些人知道有很多人在纪念六四，要求正确公正的评价六四。使他们认识到六四没有正确的结论，社会不可能稳定，任何政党如果不能正确的评价六四，他就不可能受到民众的支持。1989年的5月，在北京一度有三百万人上街，如果这些人中有4%的人去天安门广场，那将会有10多万人，这些人的聚集会给当局带来很大压力。如果党内、体制内很多人都认识到六四应该平反，少数人顽固不化，就会受到孤立。曙光将会出现。

孙文广 2014年5月15日 于山东大学 电话 13655317356 0531—88365021

最近有一批朋友正在发起一个运动，在明年六四的时候重返天安门广场。以此作为推动中国走出一党专政的标志性行动。中共的报刊立刻加以嘲笑，说是海外的几个民运掀不起什么风浪。还有一些酸葡萄似的讥讽，就不一一列举了。

参与发起这个运动的，不仅仅是八九年参加过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一代人。还包括从反右运动以来各个时代受到中共政权迫害的人；民主墙时代以来因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到迫害的人；以及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轻人。这可不仅仅是什么海外少数人。

何况还有同情和支持他们目标的大多数中国人。仅仅是参加过八九年上街游行的，就不是少数人吧。其中包括了很多共产党员和政府官员。从民主墙到天安门运动，仅仅十年。民主自由的思想就得到了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从天安门民主运动到现在又是二十五年了，难道中国人民的思想会倒退了吗？这是中共的梦想，但肯定不是现实。

中共的御用文人讥讽嘲笑的理由，是前几年仿照中东国家的茉莉花革命而发起的也叫做茉莉花革命的运动，不成气候。于是就推定出重返天安门运动也不会掀起什么风浪。这好像是在忽悠中共领导人吧。历史上有不少马屁精在讨好皇帝和权臣的时候，不自觉地把他们给忽悠了。终于酿成大祸。这次好像也是历史的重演。

八九年的那场运动虽然在中国被镇压下去了。但却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历史，导致了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崩溃。一下子出现了十几个走向民主的新国家。这在世界历史上也许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比拟。是二战之后和平竞争、和平演变大趋势的结果。

中国的在那一场大革命中没有成功，有它的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但是历史的大趋势会一次又一次地冲击专制的壁垒，直到成功的时候为止。专制统治集团则没有必胜的把握，只能是熬一天算一天。把老婆孩子和钱包送到民主国家的安全地带藏起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遭到造反民众的清算。

八九年在中国没有成功的必然因素，是人们虽然知道民主的果实很好；但不知道摘桃子之前的风险。没有做好对付毒蛇猛兽的心理准备，让邓小平和他的那帮子阴谋家们轻易就得手了。苏联和东欧的人民显示出更多的坚定性和理智的目标；再加上政府内有更多明智的官员。所以成功地进行了和平演变。把体制转型的代价降到了最小。

在这个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功劳最大；而赵紫阳的罪恶仅次于邓小平和李鹏。习近平说什么苏联当年更无一人是男儿，只能证明他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自己家受迫害却又替加害者打抱不平，这确实有病。或者是像戏曲赵氏孤儿里那样，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八九年没有成功的偶然因素就是赵紫阳和邓小平。人们没想到赵紫阳优柔寡断放弃了责任；确实不如当年的英明领袖华国锋。错失了给中国带来根本性变化的机会。人们、至少是多数人没想到邓小平居然嗜杀成性，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用军队屠杀首都的老百姓。而军队居然不像德国军队那样违抗非法的军令。军人缺少思想准备和是非不明，是非常重要的偶然因素。同时也是全社会缺少思想准备和目标不明确的必然因素的一部分。

如今还有这些必然的和偶然的因素吗？经过那场大屠杀和二十五年的时间，如果不是智商太低，不会有人认不清中共的邪恶本性。二十五年来官僚资产阶级的形成；贫富差距的极端化和法制的倒退。使得当年对中共的不满发展到如今的仇视，很少人还对中共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了。现在发生革命，老百姓和军人们都会做出不同于当年的反应。

还会有偶然因素吗?不敢保证。至少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的下场可以供现代赵紫阳作参考。顺应民意和历史的潮流，你就是男儿。在国际国内和历史上都留下美名，不会落得受软禁和内心自责的境遇。希望习近平也许是韬光养晦，想想老爹和老百姓就能克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接受邓小平的教训，不去为自己掙一个千古骂名。

但那只是希望不是现实。我们老百姓一定要做好两手准备。也许习近平李克强集团克服不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也放不下尊荣富贵的地位。也许他们顶不住强大的官僚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压力。被迫执行邓小平的遗愿，对老百姓的反抗和革命再一次血腥镇压。从他们现在的表现来看，这种可能性很大。

所以我们老百姓和民主派都必须做好两种思想准备。不放弃和平演变的可能，努力发动各种方式的冲击，说不定哪一次就成功了。像苏联和台湾那种结果不是很好嘛，何必搞成军阀混战或者奇奥塞斯库呢。

在遭受镇压和再次天安门大屠杀的前景之下，我们只能进行暴力反抗。就像当年的美国先贤们一样，拿起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创建出一个新中国。用暴力反抗暴政，是人类的天赋人权之一。没有暴力反抗的可能性；就没有和平演变的可能。一切掌权者都是被迫交出权力，所谓的自愿放弃权势只是个远古的神话。